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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交际花?(上海滩交际花兴衰史)

发布时间:2022-07-16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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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交际花?(上海滩交际花兴衰史)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为日军占领区。但托庇于治外法权的保护,上海租界成为小型世外桃源,歌照唱、舞照跳、马照跑,十里洋场风致犹存。位于公共租界静安寺的百乐门大舞厅,每到夜场开门依然莺歌不辍、舞客如织。1940年2月25日凌晨0时50分,舞厅乐队一曲作罢之际,一名西装青年突然冲出人群,向正在舞池边聊天的一女二男开枪射击,随后逃逸而去,不知所踪。


这场枪击造成两死一伤,但上海各大报纸都把目光投到了殒命女子陈曼丽,因为她是上海滩最红的“交际花”、“天字第一号红舞女”。上海“交际花”兴起于1920年代,消亡于1940年代。短短20多年间,这一名号蕴含的褒贬意味、指代的对象特征都发生过不小变化,堪称民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生动样本。


原是社交名媛代名词


“交际花”是个万花筒。20多年间获得这一称号的女性,其出身、职业、经历各不相同,共同点只是扬名于交际场,特别是上海十里洋场的各种新式社交场合。除此之外,交际花还与“冲破封建礼数束缚”、“做独立自主新女性”等一系列观念紧密相连,无论普罗大众对此是褒是贬。


女性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交际主体。以民国初年的北京为例,大部分传统中产男性都不会带着夫人出席宴会,与好友聚会交往时,或是叫女艺人陪唱小曲,或是在“清吟小班”、“长三堂子”一类妓院由妓女陪酒,高级军政官员也不例外。


这样的环境能产生“北平杨贵妃”、“花国大总统”等各类青楼头牌,却没有新式交际花生长的空间。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红极一时,不过是美人爱英雄、恩客赎红颜的传统套路,看不到妓女小凤仙有多少和蔡将军对等的交流。


“交际花”一词在上海头号大报《申报》首次出现,是1923年5月5日的一篇外国电影介绍。此后,这一名号也多用于形容西方社会浮沉社交场中的名媛。如5月28日第17版关于外国电影《花情蝶义》的评介中,便称赞热衷打扮的女主角麟弟小姐“好装饰,处处不肯苟且,不愧交际花矣”。


银幕光影很快照进了现实,交际花成为社交场上新女性的代名词,是混合着褒美和羡慕的桂冠。女作家冰心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打趣,说她嫁了丈夫吴文藻是“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不但毫无芥蒂之意,还写进文章作为佳话公开。



曾生活在北平的陆小曼与上海的唐瑛并称“北陆南唐”,是公认的第一代交际花。家境殷实、教育良好、多才多艺,是她们的共同特征。两人都出生于家产丰厚的上流社会家庭,陆小曼的父亲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司长,唐瑛的父亲则是中国第一批留洋学生,回国后成为上海著名西医。两人都毕业于教会学校,自小学习西方语言与文化,深谙社交礼仪,同时受家庭熏陶,又熟悉传统文化,既能用英文与他人对话,又能表演京剧昆曲,这样的年轻女性走上社会,被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男性追捧自然毫不奇怪。


同一时代得到交际花称号的女性,情况大致相似。上海作家陈定山称:“上海名媛以交际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继之者为周淑苹、陈皓明。 周为‘邮票大王’周今觉女公子,陈则驻德大使陈蔗青之爱女。其门阀高华,风度端凝,盖尤胜于唐、陆。”


流风所及,交际花也成了名媛预备队——女大学生的常见称呼。1929年开始,交际花一词在《申报》的位置,逐渐从“剧场消息”转移到了“学校生活”。这年4月起,这一栏目连续登载各大学交际花的韵事。复旦大学的张爱娜“篮球打得很好,清晨六七点钟时,常同几个女友到篮球房去练习”,“弹得一手动人的钢琴,校内是无人不知的了”,是“交际花兼音乐家”。暨南大学的交际花杨泽蘅“名闻江南的女演说家”,“学校里各会、各团体,凡是交际一职,十有九是她的”。这一语境下,“交际花”与今天的“校花”无异,还更多了一份重才华情商胜于相貌的味道。


随着国民党统一全国,定都南京,长三角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成为各地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冒险乐园。日后成为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的沈醉,1932年从湖南长沙初到上海时,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看得我眼花缭乱。心想,这下可真是大开眼界了”。没有两年,他就变成了一个平时穿西装,说话夹带英文,没事儿在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尚青年,对当年的一切见怪不怪。


这样的年轻人填充和拓展了上海的新式社交场所,也捧起了新一代交际花。她们不一定出身豪门,也不一定拥有亮丽学历,却能通过大众化社会传播方式引人注目。作家王开林所写,即使寒门女子,只要“演得几部电影,唱得几首情歌,跳得几支洋舞,懂得几门外文,就能成为明星,在交际场合受人追捧”。


电影女演员是新一代交际花中的佼佼者。其中有些人受过良好教育,除了成名路径不同,与前代交际花相差无几,如演过《海誓》《盘丝洞》等电影的女星殷明珠,同样是“能说一口纯属流利的英语。善交际,人漂亮,有校花之称。喜好运动,唱歌跳舞、骑马驾车,样样都会”。也有人是先靠出演电影曝得大名,成为十里洋场新一代交际明星,再模仿前代交际花的种种特点,著名影星阮玲玉、胡蝶都是如此。陈定山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交际花身价渐与明星同流”。


两代交际花乍看相同之处颇多,但家庭背景、社交圈子的差异能决定她们面对社会非议时的应对方式。陆小曼一生经历两段婚姻,先嫁留学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人王赓,之后与诗人徐志摩相识,两人各自离婚后结为连理,成为社交界的热门话题。赞者称其为感情至上、敢为人先,毁者谤之曰婚内出轨、伤风败俗。徐陆婚礼延请梁启超当证婚人,梁在婚礼上破口大骂徐志摩“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至于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陆小曼与王赓离婚之后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王赓还出席徐陆婚礼担任伴郎,一时传为佳话。唐瑛也先后和富商公子李祖法,以及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的侄子、外企高管容显麟结婚。


婚姻情况复杂,似乎也成了交际花必备的标签,花边小报也经常逐腥而至。名媛交际花有家庭经济基础支撑,可以对外界非议充耳不闻,躲进小楼自娱自乐。靠名气吃饭的明星交际花便不可能这么洒脱。她们吃的是青春饭,也是名声饭,感情选择一时不慎,便会困扰于道德评判和花边新闻而无处退缩。结果便是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四字后自杀,胡蝶则被“成为军统头子戴笠情妇”的谣言困扰终身。


特工暗战中的角色成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交际花阵容已经再度扩充。在普罗大众只能看到照片的豪门名媛和大学女生,可以在银幕上一睹动态风采的电影明星之外,能够让爱慕者目睹甚至肌肤相亲的舞女,逐渐成为这一称谓的新一代拥有者。


明星交际花模仿名媛,舞女交际花则模仿明星。她们不惜代价为自己购买时尚衣裙和华丽首饰,追逐新式发型,模仿明星妆容谈吐和出行做派,进出舞厅都要黄包车接送,竭力营造符合追捧者想象的摩登女郎形象。背后的生活却是冷暖自知。王开林描述舞女交际花“从表面看去,她们风风光光,暗地里却也得过紧日子。比如说,她们在舞场里抽的是白锡包的三炮台,回到家里则抽老刀牌;舞场里吃的是三明治火腿,回到家里则用油条、泡饭勉强对付”。


三代交际花并非泾渭分明,舞女交际花中也有不少人保留着前代遗韵。舞女王吉,以爱穿黑色丝绒旗袍得绰号“黑猫”。她能用英、法、日三国语言与客人交谈,通书画音韵,据说还曾与梅兰芳同台演出。她先嫁伪上海市硝磺管理局局长秦通理,又嫁上海轮船公司董事长潘三省,发现后者出轨后立即离婚。死在百乐门舞厅的陈曼丽,同样是京剧名票友,还能在寿宴堂会上压轴演出。她死时年仅22岁,却也已经经历两段婚姻,对方都是富商。


交际花们的身份也常常谜团重重。陈曼丽死因就有多个版本。一说她是军统特工,因为汪伪特工组织76号的第四处副处长钱人龙,两个小时前在仙乐舞宫跳舞时,被潜伏在舞厅担任舞女大班的军统特工盛昌富枪杀。76号为了泄愤,便派人将其掌握身份的陈曼丽杀死。另一说则指与陈曼丽一起在场边聊天的舞客彭年,是军统潜伏在汪伪内部的特工,且与76号头目丁默邨交好。76号另一个头目李士群获悉了彭年的身份,却担心丁默邨袒护老友,便选择了舞场刺杀,陈曼丽只是被不幸殃及。


除此之外,还有陈曼丽因为与日本人往来密切,遭军统杀手处决;或者称杀人者是日本人,因为多次遭到陈曼丽拒绝陪舞而行凶的说法。陈曼丽的身份也因此在普通舞女、抗日烈士、爱国红粉和亲日荡妇之间飘荡。


陈曼丽只是被动成为了军统特工,同一时期活跃在上海的另一位舞女交际花“北平李丽”却主动宣称自己是军统派到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她的故事也堪称交际花传奇的集大成者。

李丽自称早年经历坎坷,曾在北平八大胡同为妓,后来得到商人赎身为妾,分手后到上海发展,为了增加辨识度,便将北平二字冠于姓名之前。北平李丽自称当选过舞场女王,曾前往柏林观摩过奥运会,邮船上还和抗战中殉国的空军烈士符保庐有过一段情。当然,这些都无法考证。


汪伪政府内务部次长袁愈佺回忆,北平李丽是日本浪人用来勾结汪伪政权第二任最高军事顾问矢崎勘十中将的玩物。但北平李丽本人有另一番说法,她自称是军统领袖戴笠于1938年直接招募的情报员,接近日军高官是为了获取机要情报。


与她交往过的不仅有矢崎勘十,还有汪伪政府第一任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以及侵华日军高级将领畑俊六、冈村宁次、松井石根。她说,自己曾趁松井石根醉倒床榻之际,从公文包中翻出松井携带的机密文件传递给军统方面。这条消息让中国军队破坏了一次日军运兵行动,击沉运兵船十余艘,杀伤日军1000余人。


北平李丽在晚年写了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讲述了自己的情报员生涯,内容十分飘忽、真伪莫辨。她宣称自己由戴笠单线联系,也使证实或者证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拼凑当时报章杂志的记载,只能确定北平李丽确曾参演多部电影,是花边小报关注对象。


不过,北平李丽的自述不一定全都不靠谱,可能只是拉大旗扯虎皮,但毕竟无风不起浪。比如她自称在1942年拜梅兰芳为师,后者能够保持气节不为日本人演出,也是靠她与日本人的关系帮忙。现存史料难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但两人确实相识。1947年1月,爱徒李世芳死于空难后,梅兰芳为其家属举行筹款演出,戏单上便有北平李丽的《盗宫坐令》。


沪上交际花中,确有为抗日牺牲的地下工作者,但并非军统特工,而是其对头中统的人员。这便是张爱玲小说《色·戒》女主人公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她的侄子郑国季说“郑苹如长得漂亮,又开朗活泼,成了小有名气的交际花,经常出入于百乐门、仙乐斯等上海滩著名的舞厅”。郑苹如并非舞女,也不是明星,她的父亲曾任大学教授、首席检察官,家境宽裕,她本人还登上过《良友》杂志封面。



郑苹如参与了刺杀76号头目丁默邨的行动,出入舞厅除了个人爱好,或许还有工作需要。她负责接近丁默邨,为所属中统行动组制造机会。1939年12月,行动组在静安寺一家皮草行伏击丁默邨失手,有人员被捕。郑苹如没有逃跑,而是冒险继续接近丁默邨寻找机会,结果被捕遇害,时间与陈曼丽被杀在同年同月。


时间进入1940年代前期,日本人扶植的汪精卫伪政府豢养了一批醉生梦死的文武官员,比起装模作样的“首都”南京,他们更喜欢到灯红酒绿的上海一醉解千愁。战争各方的物资管控政策和波动不止的经济,又造就了一批靠走私暴富的商人,同样将上海作为其消费的主阵地。


伪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何天风临死那天的经历,可为这类人员的样本。他“先到百乐门,后来又翻到了兆丰总会,先在外面舞池里跳了几场,便一起踱到后面赌台的优待室,准备抽几筒鸦片烟接接力”,结果在此被军统刺杀。这些人的放荡挥霍,造就了上海舞场生意的畸形红火,使舞女的数量有增无减,当红交际花层出不穷。


与此同期,上海的前代交际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或是逃往香港、或是涌向大后方,胡蝶这样的明星以及大批女大学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留在上海的陆小曼、唐瑛等人也为了避免与日伪发生关系,逐渐减少社会活动。


另一方面,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给了女性新的发展空间。张爱玲、苏青等女作家是日据时代蹿红的新一代上海知识女性,她们在纸上谈情论性、闲话家常、引领时尚,也获得小报垂青,经常登上花边新闻,却很少被称为交际花。


知识女性有资本淡出社交场,但舞女却依然要靠陪跳维持生计、赚取钱财。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名词的“交际花”到1940年代逐渐成为舞女的近义词,乃至同义词,并且随着舞女群体的变化不断污名化。风月场上无好女几成定论,陈曼丽和北平李丽的抗日传奇,或许只是朋友和自己为了摆脱这一名声所做的努力。


在此过程中,文学作品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曹禺在1935年写成话剧《日出》,塑造了交际花陈白露这个角色。她为了出门有汽车、穿得起好衣服,去和自己所讨厌的人物鬼混,几乎是高级妓女一般的人物。虽然陈白露的遭遇集各类交际花负面评价于一身,最后自杀身亡,曹禺为这个角色设置的底色却不是舞女,而是女校高材生、当过电影明星。换句话说,当时的作家认为,交际花还需要有学历和名声来衬托。


到了1947年,报人赵超构笔下的交际花几乎成为荡妇的同义词。他在《拆白党与交际花》一文写到“有闲的老爷玩女交际花,有闲的太太玩小白脸”“那些丈夫被交际花所迷的不幸的太太们,也是恨极了交际花的”,将交际花和“以淫污手段骗女人”的男子相提并论。


1948年,副总统竞选期间发生的“敝眷蓝妮”事件,将赵超构式的观感进一步固化。当时,支持候选人李宗仁的《救国日报》发表文章,称著名交际花蓝妮,是如今另一位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的情妇,并揭露战时蓝妮逗留上海,常与日伪官员往来,借势囤积的一批颜料,在战后被视作敌伪资产接收。孙科为此写信给上海当局,对蓝妮以“敝眷”相称,要求予以发还。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孙科也弄得灰头土脸,也导致孙蓝二人断绝了关系。


战后的上海没有了租界,但是舞厅依旧,舞女也同样做生意。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后方接收潮、美军回国潮、外企复业潮,都以上海为中心,大批外国人和外来客的涌入,为舞女们带来过一阵收入高峰,但是“交际花”这三个字却开始走下坡路。这一时期,如果有人把“交际花”三个字送给电影明星或者女大学生,一定会遭遇拒绝和白眼,甚至认为是侮辱。不仅知识女性如此,连当红舞女也不喜欢“交际花”这个称呼了,她们竞逐的是“上海小姐”、“舞星皇后”、“摩登女郎”一类更富丽堂皇的头衔。


报刊也不喜欢这个称谓了,《申报》中的“交际花”三字,又从娱乐版转向了社会版。1948年1月31日,由于上海市政府按照前一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禁绝营业性舞厅命令,宣布关闭首批14家舞厅,导致近2000名舞女和舞厅从业人员冲到主管单位上海市社会局,高喊“我们要吃饭”,把这座三层小楼里里外外砸得一片狼藉。


若在往年,媒体报道上必然是遍地“交际花”。但以《申报》为例,该报围绕这起事件连日发表多篇文章,但提到“交际花”三个字的只有一处——“交际花型的舞女,虽然和达官富贾无分轩轾,但只占极少数”。在这里,交际花只是少数上层红舞女的称呼,其他人则是“多数未受良好教育”“年龄在三十以上居多”。


《申报》最后一次提到交际花还是社会新闻——1949年5月10日,“交际花徐琴舫失手杀毙四岁养女”。2天后,上海战役爆发,国共两军发生激烈战斗。5月27日,解放军占领上海,记录了交际花名词起落的《申报》于当日停刊。在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交际花随着它最后依存的舞女群体一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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